翻译大师——陈康先生
[ 2011年4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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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大师——陈康先生
陈康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专家，原名陈忠寰，字弃疾。江苏扬州人。其父陈含光，当地宿儒，以诗画见长。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预科。两年之后，考入该校哲学系，师从汤用彤、方东美等名师，同拜于方东美先生门下的还有唐君毅及程石泉。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一年之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耶格（Werner Jaeger）、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登泽尔（Julius Stenzel）等，学习哲学、古希腊文、拉丁文，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49后赴台湾，后转美国任教研究，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等诸先生都曾受教于陈康。
陈康先生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颇有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翻译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1940年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等。著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的有关希腊哲学论文几十篇。1985年在台湾出版《陈康哲学论文集》。译作有柏拉图对话《巴门尼德斯篇》译注，颇受西方同行学者的重视。
陈康先生一生治学和翻译，谨守汤用彤、方东美先生之教诲，踏踏实实，每每有新见解，必穷根溯源，以求完满。他对治学方法极为重视，例如他在1984年在台湾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以下来自陈康先生翻译的《巴曼尼得斯篇·序》
先论前人——严复（几道）的翻译理论——“信”“达”“雅”。 “信”为翻译必须满足的； “达”只是相对，要“达”除译者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读者预先作好对所读内容的相应准备，否则无异于对牛弹琴。这里陈康举了两个例子： 若无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文笔，黑格尔《逻辑学》总是不达的。（今天我们可说：陈嘉映在文字上是足够讲究的人，但其译作《存在与时间》仍然对大多数人为难读。） 相反，纽约街头撞车的新闻，无论文笔如何拙劣，对一般人总是“达”的。 因此陈康说哲学译文的“达”，不可以一般读者为标准，而应以翻译的理想读者为标准。 “雅”的地位最低，可视为哲学翻译中的脂粉。并且“雅”与“信”往往不可兼得，此时需舍“雅”取“信”。
陈康先生在理清关于翻译的陈诉之见后，进一步论证翻译的价值并非是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对那些懂原文的人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其价值体现在如下：
1.校勘方面；
2.不同字的联合有不同的意思，以致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如翻译在学术上有价值，读者应可看出译者的见解。
在这段里陈康先生说出了一段著名于后世的话： “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后文，陈康先生具体罗列出古哲学著作翻译应包括的几方面： 1.文字的校勘； 2.词句的翻译； 3.历史的考证； 4.义理的研究。
后来，翻译大师陈康先生又转而执教德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并于此时，转而功学亚里士多德之学问，并著述和翻译著作多篇。如：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1976）、Ae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1992）等，并发表论文多篇。被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称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直至1992年，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市。他的案头一直写着这样的话：“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则日勤，死则永息）
文章由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人员编辑
陈康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专家，原名陈忠寰，字弃疾。江苏扬州人。其父陈含光，当地宿儒，以诗画见长。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预科。两年之后，考入该校哲学系，师从汤用彤、方东美等名师，同拜于方东美先生门下的还有唐君毅及程石泉。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一年之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耶格（Werner Jaeger）、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登泽尔（Julius Stenzel）等，学习哲学、古希腊文、拉丁文，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49后赴台湾，后转美国任教研究，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等诸先生都曾受教于陈康。
陈康先生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颇有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翻译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1940年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主要著作有：《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等。著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的有关希腊哲学论文几十篇。1985年在台湾出版《陈康哲学论文集》。译作有柏拉图对话《巴门尼德斯篇》译注，颇受西方同行学者的重视。
陈康先生一生治学和翻译，谨守汤用彤、方东美先生之教诲，踏踏实实，每每有新见解，必穷根溯源，以求完满。他对治学方法极为重视，例如他在1984年在台湾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以下来自陈康先生翻译的《巴曼尼得斯篇·序》
先论前人——严复（几道）的翻译理论——“信”“达”“雅”。 “信”为翻译必须满足的； “达”只是相对，要“达”除译者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读者预先作好对所读内容的相应准备，否则无异于对牛弹琴。这里陈康举了两个例子： 若无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文笔，黑格尔《逻辑学》总是不达的。（今天我们可说：陈嘉映在文字上是足够讲究的人，但其译作《存在与时间》仍然对大多数人为难读。） 相反，纽约街头撞车的新闻，无论文笔如何拙劣，对一般人总是“达”的。 因此陈康说哲学译文的“达”，不可以一般读者为标准，而应以翻译的理想读者为标准。 “雅”的地位最低，可视为哲学翻译中的脂粉。并且“雅”与“信”往往不可兼得，此时需舍“雅”取“信”。
陈康先生在理清关于翻译的陈诉之见后，进一步论证翻译的价值并非是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对那些懂原文的人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其价值体现在如下：
1.校勘方面；
2.不同字的联合有不同的意思，以致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如翻译在学术上有价值，读者应可看出译者的见解。
在这段里陈康先生说出了一段著名于后世的话： “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后文，陈康先生具体罗列出古哲学著作翻译应包括的几方面： 1.文字的校勘； 2.词句的翻译； 3.历史的考证； 4.义理的研究。
后来，翻译大师陈康先生又转而执教德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并于此时，转而功学亚里士多德之学问，并著述和翻译著作多篇。如：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1976）、Ae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1992）等，并发表论文多篇。被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称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直至1992年，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市。他的案头一直写着这样的话：“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则日勤，死则永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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