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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台湾人，因为我的籍贯那栏一直填着台湾。其实，台湾我只去过一次。 我的父亲 　　父亲离开台湾那年18岁，他被国民党征入军队，回到大陆参加内战，那是1948年。　　父亲应征入伍的理由现在看来甚至有些可笑，他只是想更好地学习“国语”。在殖民地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父亲一直以日语为“母语”。而这门语言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命运。　　1949年解放军攻进上海，爸爸在炮兵部队，没有上前线和解放军交火。那天晚上他趴在空炮弹箱上睡着了，早晨的时候已经占领炮兵阵地的解放军战士把他叫醒，不久，他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开始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因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到老了他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爸爸被解放军俘虏的那一天，国民党军队上报他为“殉国”，因此他的母亲，即我的祖母在台湾一直享受着国军烈士的抚恤待遇，直到故去。　　因为父亲会说日语、闽南话和普通话，因此解放后即被编入台湾干部训练团，以准备解放台湾。后来父亲长期为郭沫若、廖承志等领导担任日语翻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理所当然被定为特务，但是由于其出色的翻译水平，不得不常常参加各种活动，因此竟能安然渡过文革。　　1988年父亲离休，随即陷入病困。　　患病期间，他在梦境里说的语言仍然是日语。当我的姑妈、姑父从台湾来到大陆看望病中的父亲时，他们交流的语言时而使用闽南语，时而使用日语，时而是台湾式的普通话，有时还需要借助翻译来表达他们的确切意思。这就是台湾人——经历了日本殖民教育、经历了国共内战，分离了40年的姐弟二人竟然在交流上出现了语言障碍！　　1990年，父亲病逝于北京，留下遗嘱要将骨灰葬到台湾。 我的故乡 　　我的父亲在家里行九，与其大哥相差近30岁。如今，其兄姐及众亲都在台湾生活。　　1994年，我通过第三地，以三等亲的身份前往台湾探视并往祖居地拜谒。但是，由于语言障碍，我竟然没能从亲属那里得到家族翔实的背景，因为勉强能够和我交流的仅局限在子侄辈甚至更小辈份的亲戚。　　我的祖上是胡雪岩后裔，胡雪岩商业失败以后，他的福建籍姨太太便带着子女移居到了台湾，以躲避清朝政府的追查，所以才有本钱在台湾开金矿、煤矿。虽然我的家族不是台湾的原住民，但是在台湾将近两百年的居住、生活的历史足可以算得上是台湾本土人了。　　1947年 “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在一群本土知识精英的号召下起来反抗国民党政府，随即被国民党军队镇压，我父亲的两个哥哥自此失踪。　　而我自从中学时代起便被邀请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的各种纪念“二二八起义”的活动。更小的时候则是随父亲参加。今天想来，大约那个年代，国共两党仍势同水火，反对国民党的“二二八起义”当然是我们值得纪念的事件。自从两党关系出现了缓和以后，我再也没有被邀请或根本没有举办过所谓“二二八起义”的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