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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联系到警察去学校时的中文翻译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该翻译说：“因为接报时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警察到学校是想把案子推给学校，由学校处理，希望学校给予处罚了事。这样，警方就不用施行逮捕了。”翻译介绍说，5月12日上午，两名纽约市警察来到何西就读的中学与中学校长交涉。当天，校长通过翻译打电话约请黄玲和其丈夫到学校把事情说清楚。黄玲称“丈夫在外州上班，没有办法赶来”。电话中，黄玲情绪非常激动，并反复提到3月份学校发生的另外一起事件。她认为校长有偏见和歧视。“校长当时强调，这次约见是警方提出的。”翻译说，最终，黄玲同意和丈夫于5月13日上午10点半到学校。然而，5月13日一早，黄玲给校长发出传真，声称他们要上班，不能去学校。翻译说，当天下午，警察通过翻译给黄玲和她丈夫打去电话。“对话持续了近30分钟”。两名警察一再告诉黄玲，她若不到场，警方会马上逮捕何西；如果她不去警察局，孩子会被送去少年监狱。翻译说，黄玲住在距纽约皇后区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布鲁克林区，然而她却始终不肯到学校，反而声称要找律师告学校，随后她关掉了手机。“两名警察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何西从学校里带走。”翻译说。事情发展至此，黄玲欲哭无泪，她不知自己错在何处，她觉得何西和她自己是受害者。对此，反校园霸凌组织Bully Police USA主席Judy Kuczynski建议，在遇到霸凌情况时，家长需要及时做文字记录，将时间、地点、有谁参与、干什么、旁观者有谁等等一一记录下来，后续情况也都要记录下来，然后交给校长。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校长、学区负责人乃至州一级负责人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哪怕觉得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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