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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情报局以其前身安全局的名义炮制的拙劣作品。十年里,情报局有充裕的时间“加工”档案。“修饰”是谈不上的,档案完全被掏空了。在特诺梅塔尔拖拉机厂当翻译的那三年经历,档案里头没有。我当时负责翻译东德、奥地利和瑞士进口机器的使用说明,和四名会计在一间办公室坐了两年。他们四个算工人工资。我查几本厚厚的技术词典,因为我对液压床、非液压床、操纵杆和线圈毫无概念。有时候同一个词,词典里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译法,这时我就下车间去请教工人。工人虽然不懂德语,但是知道罗马尼亚语里怎么说,因为他们了解机器。干到第三年,厂里成立了一个“礼宾部”,把我调过去,跟两个新来的女翻译一起干。她俩一个是法语翻译,一个英语翻译，我是德语翻译。一个嫁了个大学教授,我念书的时候就听说他是安全局的人,另一个是市里秘密警察二号人物的儿媳妇。只有她俩有档案柜的钥匙。一有外国专家来办公室,我就得回避。后来,显然有指示要把我团结进去,秘密警察施塔纳两次动员我加入安全局,我都拒绝了,最后他跟我道别:“你会后悔的。我们要把你淹死在河里。”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燕妮等少数几位同事知道那些人跟我玩了什么把戏,可其他只和我打过照面的人都不知道真相。我又怎能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解释,证明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呢?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安全局才跟我来这一套。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种奸计比威胁更能整垮我。死亡威胁惊心动魄,但慢慢也就习惯了。但是诬陷能挖走你的心,让你身陷重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最后我被开除了。一切在我的档案里浓缩成了两个字,是手写的旁注,写在一份窃听记录旁边。几年后我在家里说起厂里曾想招我加入秘密警察一事。帕杜拉留中校记下的旁注是“属实”。接下去就开始审我,指责我不劳动,靠卖淫和黑市买卖为生,是“寄生分子”,提到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说我给德国联邦情报局当间谍,因为我跟歌德学院的图书馆女管理员和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女翻译交好。他们无需传唤,直接就从街头把我逮去了。我当时要去理发,正走过一幢大学生宿舍楼,一扇窄窄的铁皮门一开,一个警察把我拖进半地下室。房间里有张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便衣男子。头头是个瘦子。他要我拿出身份证来,说:“嘿,婊子,我们又见面了。”我此前从没见过他。他说我跟八个阿拉伯大学生乱搞,让他们给我买连裤袜和化妆品。我连一个阿拉伯大学生都不认识。我这么一说,审我的人说:“我们高兴的话,能找来二十个阿拉伯人作证。等着瞧,庭审一定精彩得很。”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身份证扔到地上,要我弯腰去捡,总共扔了三四十回。我动作一慢,他就踩我的后腰。门后传来女人的尖叫声。不是动刑就是强奸,但愿只是录音,我想。然后他们命令我吃下八只水煮蛋和青洋葱加盐。我把这些东西硬咽了下去。最后瘦子打开铁皮门,把我的身份证往外一扔,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我脸冲下摔在一丛灌木旁的草地上。我埋头大吐一场,慢慢捡起身份证回了家。直接从街上抓人比传唤更吓人,没人知道这人去了哪里,说不准就此消失,再也不出现了,要么就像以前恐吓的那样,变成浮尸从河里捞上来,死因会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