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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翻译的“王尔德四部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以及《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１９２８年生于南京，２１岁时离开大陆到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其人“左手为诗，右手为文”，出版诗文及译著近四十种。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国语言，翻译作品极为丰富。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散文集《左手的掌纹》等。他被台湾文艺界尊称为“诗翁”。

　　余光中回忆说，“我一生经营四大文类：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我把这称作自己的四度空间。而最早出道的，是诗歌。我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写于南京，当时只有２０岁。”老人家声音不高，思路敏捷，语言清晰，娓娓道来，于是，一位老诗人与诗相伴６０多年的诗意人生，就此旖旎铺展开来。

　　诗歌有国界

　　记者：余先生，您是学外语出身，精通西方诗歌，同时对中国古典诗歌造诣极深，那么，您在诗歌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呢？

　　余光中：西方语言中代名词、介词很多，中文比较少。而且西方文字常常使用表示身份的字眼。像生物学家、宇航员这样表达身份的字眼，西方特别多。所以西方语言名词多，中文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用名词。“我吃素”，侧重于动作的表达。我自己写诗，也翻译了很多英美的诗，自己觉得就好像跟西方的武士打斗，只有学会他们的一招一式，才能让西方的好东西反过来进入我的诗，成为我写诗艺术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翻译对诗歌创作很有帮助。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语言载体中哪一种在诗歌当中更有力量？

　　余光中：只能说中文的优点往往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西方语言的若干优点也是中文所没有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直译给很多美国学生听。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问我，为什么你们中文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言师采药去”又是谁在答？“只在此山中”的人是谁？“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显得很迷惑，我说对不起，就把所有主词都填进去了，问他们还喜不喜欢：“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我想我们中国读者一定觉得还是五言比较好，改成七言就过于繁琐累赘，人称交代得太清楚，反倒没有韵味了。

　　中文的美感来源于朦胧和散漫，否则李白那句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就不会这么经典。他把水重复一遍重复得有韵味，没有用代名词。如果变成“抽刀断水它更流，举杯销愁它更愁”，这个味道就是英文的，不是中文。每种语言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写中文诗歌要发挥中文的优点，写外文诗歌要发挥外文的优点。

　　记者：您先后几次赴美，创作上显然受到西方诗歌创作的影响。您曾说自己“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着有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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